【学者新论】郇庆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的系统性批判，而且指向一种特定而明确的绿色政治变革目标、议程和战略或“替代性愿景”，即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未来。就其发展阶段而言，它至少已经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形态。相应地，生态马克思主义已不再简单是一个普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绿色或批判性政治哲学。它所关涉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社会究竟如何构建并争取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生态化社会或未来。

关 键 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  社会自然关系  社会关系  绿色左翼

笔者在他文中比较分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时提出，一种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是理由更为充分的候选者[1]。因为，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论基础意义上的革新，从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现实，而且有可能拓展成为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主流性或前沿性表达。当然，上述研判何以能够成立，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进一步阐发，而这也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接下来，笔者将依次讨论三个密切关联的问题，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成长、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面临着的挑战。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

“政治哲学”尽管就其内容而言十分古老，因为古代中外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大都包含着政治哲学的意蕴，但它作为一个概念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逐渐流行于学术界，而且即便在今天也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科名称。概括地说，“政治哲学”无非是对哲学与政治(学)的一种交叉性思考，并因侧重点不同而呈现为“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和“作为政治学的政治哲学”这两种基本形式[2]。而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政治哲学”概念，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理解与界定的。也就是说，它意指一种特定取向或样态的政治实践或认知的哲学世界观及其价值基础，或者说是关于为何以某种方式践行或阐释某种形式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据。相应地，像其他政治理论流派比如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极右翼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一样，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因为它们都构成了某种特定方式或样态的进一步政治理论分析或政策实施的价值观基础和话语语境。更进一步说，政治学视域下的“政治哲学”概念(理论)包含三个内在构成性的元素或侧面:对社会主导性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对未来社会替代性方案的构想、走向这一替代性社会的道路或战略[3]。生态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基于上述的概念性分析，我们可以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红绿”或批判性政治哲学特质做如下两层意义上的概括[4]。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的系统性批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一直都包含着或呈现为社会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这双重维度下的基础性关系。从长远和本源意义上说，社会自然关系无疑是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方面，因为一个文明时代的特定物质生产或经济技术条件(比如可利用的材料能源形态和机械工具种类)往往形塑着人们之间的社会生活与交往方式，也就是决定着特定构型的社会关系，但在较短(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或者说物质生产与经济技术条件大致稳定的情况下，社会关系及其局部性、渐进性调适，则有可能呈现为一个具有强大规约性力量(同时在现实社会政治政策体系和话语语境意义上)的方面，并对社会自然关系造成重要影响。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辩证性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是总体适用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是彼此关联、相互因应的，尤其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稳态性阶段(而非在革命性时期)—社会关系中的局部性或渐进性调整，总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或改善社会自然关系上的失调或困境，反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二者间关系的本质规定性或演进趋势，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社会矛盾性及其政治冲突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关注的是其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生态矛盾性及其政治冲突。因而，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断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将注定其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性取代一样，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基本矛盾”将会成为其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性取代的另一个“诅咒”。更具体地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自然关系终究不过是其社会关系的一种展现或拓展，而社会关系最多只能局部性或选择性改进而不能逆转持续性紧张的社会自然关系。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不仅是一种内源性的必然结果甚或“必需”(不断地以生态非理性方式榨取自然并将生态恶物或负担外部化、普通大众化是资本实现增殖与积累的必要条件或路径)，也将是一种危机范围与深刻程度不断累积的历时性过程，直至最终演进成为一种系统性总危机。需要指出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不仅是全面而彻底的，还是辩证而科学的。这意味着，它并不轻易或简单断言，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或当今世界中“生态基本矛盾”已经取代“社会基本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或者说这种“生态矛盾”已经到了必然引发革命性政治冲突的历史性拐点。

第二，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向一种特定而明确的绿色政治变革目标、议程和战略或“替代性愿景”，即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未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环境危机状况或反生态本性的批判立场固然重要，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主动构建并践行一种基于替代资本主义总体性架构的社会主义政治主张和行动战略。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  

就前者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的“红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从广义的绿色政治理论谱系来说，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评至少包括“深绿”“红绿”和“浅绿”三大阵营或派别[5]。“深绿”强调的是基于社会个体成员的自然生态价值与伦理观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变革，“红绿”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或重建，而“浅绿”强调的是环境友好的经济技术或行政管理手段的渐进引入。无疑，主张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红绿”阵营，而且构成了内部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包容性民主理论等具体派别的“红绿”阵营的旗帜或基石。具体地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去资本主义化”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重建，将会为社会自然关系的实质性变革奠定基础并创造条件。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主义重建，将同时意味着人的政治与社会解放和自然本身的政治与社会解放，相应地，人们更有可能以一种自由的状态和钾慧去构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良哇互动关系，包括尽可能生态化为了满足人类物质性生存需要而依然保留着的物质变换关系，其结果将是人类合理需要的最大程度满足和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最大限度实现[6]。依此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以红促绿”“红绿交融”的政治，也是一种更激进的绿色政治(相对于“深绿”理论而言)。

就后者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大致认为，“去资本主义化”或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是同一个历史实践进程的两面。这意味着，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包含着从物质性经济社会结构到精神性价值观念的系统性整体，而远非仅仅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市场体制、经济财产所有关系以及民主政治。比如，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挑战，“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不仅构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理论阐释(至少就其自身逻辑而言)，而且呈现为一种也许看起来颇具成效的实践应对(至少就其局部或特定议题而言) [7]。换言之，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取代何时或如何直指其理念与制度内核，从而呈现为一种系统性的“格式塔转换”，并非易(近)事。另一方面，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构建或实践，也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甚或曲折的过程。因为，社会主义并非简单是或可以轻易成为资本主义现实的对立面，而且，生态学和社会主义之间唯物辩证法理论意义上的辩证统一或否定之否定，未必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未来目标。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实践都表明，生态的社会主义的“红绿”未来与“红绿政治”本身一样，需要现实的艰苦卓绝奋斗或斗争，而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必然实现意义上的规律或趋势。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社会实践依赖性或不确定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或期望的“红绿”社会政治变革，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或鸟托邦色彩—生态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时代我们的实践追求及其努力程度。大致说来，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承认，这种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坚持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主义公正目标的自觉结合，尤其不能接受社会主体多数和边缘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承担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经济社会代价—他们在双重剥夺性社会框架下所遭受的非正义待遇及其对于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自觉追求是绿色政治变革发生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动力。相应地，在他们看来，各种形式的新型社会运动主体和较为传统的劳工团体(工会)之间的政治联合，仍是最基本的绿色政治变革力量。换言之，“红绿”社会政治动员的首要战略，仍应着眼于反对和抗拒资本主义群体的不断扩大。而对于生态社会主义制度框架构成性要素及其变革路线图的勾画，只有极少数学者认为是当下必需的或迫切的(尤其是对于欧美学者来说) [8]。

综上所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拓展与深化，也构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或绿色哲学。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分野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前文中所使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更多是一种广义的或综合意义上的用法，而不是指某一具体形态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准确地说，它所指称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发展至今的共同性认识，其中至少已经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形态[9]。

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或意蕴的概括，既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也可以直接使用人们更为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而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这双重关系的视角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分析的方法论特点是将后者归结为(当然并非是简单等同于)前者，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物质性社会关系，并特别强调了其中经济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关键性意义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破坏或危机，并非是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普遍性现象，而是特定类型的经济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关系的必然性结果或“必需”。他们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已经使社会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双重关系日益融合成一种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就像原来独立存在的自然史(科学)和社会史(科学)正日益整合成一种历史(科学)。“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0]。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要义，并不在于学界通常讨论的他们对于现实性生态环境问题或生态科学关注的多少(尽管这当然也很重要)，而在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生产(经济)关系的内源性否定，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剥夺性和非理性性质注定了其社会自然关系的剥夺性和非理性性质，因而都只能是暂时性或过渡性的，其未来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相应地，其中的社会自然关系将会呈现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双重关系上的唯物辩证理解(同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已然奠定了一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承认社会自然关系的本体决定意义上)。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自然关系归结为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方法，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社会自然关系本身复杂性的否认或无视。比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主题下的相关讨论，就深刻表明了一种基于自然界演进而不是人类社会立场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更科学理解[12]。然而，必须承认，这一方法论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这两个层面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性分析的弱化—这既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互动机制复杂性的准确阐释(尤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不断展开的历史性进程)，也体现为对地球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社会存续前提条件的约束性意义的科学解读(比如全球生态承载与吸纳能力极限问题的凸显)。

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从如下两条进路或战线而展开的:一是系统整理与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议题有关阐述，也就是致力于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体系)的问题;二是试图从一种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立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并进而大致分成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派别。前者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主要代表，后者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主要代表。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用一种重新释读经典文本的方式，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阐释为一种辩证的自然(生态)唯物主义。换言之，他以一种较为传统的理论阐发方式，重新强调了社会自然关系相对于社会关系的本源性或决定性意义，并依此论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合生态本性。“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著作”[13]。相应地，“物质变换”及其断裂成为他所指称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关键性概念，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态批判的最主要理论武器。相比之下，奥康纳的“第二重(生态)基本矛盾”理论有着更为明确的理论革新意识和意义。他的基本论证思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所侧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社会结构性关系的分析，并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因为其第一重(社会)基本矛盾而陷入消费性总危机的结论;而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还存在着社会自然关系层面上难以克服的第二重(生态)基本矛盾，并将因此导致其陷入一种供给性总危机。“因此，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同样，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由危机所导致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它们是以更为社会化的形式为发展方向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14]。在他看来，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双重(矛盾)关系的辩证互动，理应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替代的应有内容。

与福斯特对“生态学”或“生态思想”概念的简约化处置—即承认自然生态的本源地位的唯物主义立场—相比，奥康纳对社会自然关系及其“第二重基本矛盾”的概括显然要更深刻一些。因为，它从方法论层面上提供了我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略显粗糙的理解走向进一步细化、深化的可能性—更接近于或基于当代生态学的科学基础，即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命(地球)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使马克思的生态学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最终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当然，无论是福斯特还是奥康纳的观点，都不是被普遍接受或没有争议的。比如，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福斯特关于马克思有着完整的生态学思想体系的论断，而保罗·伯克特也不赞成奥康纳对于社会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二元划分[15]。而对于欧美国家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体来说，其更大的不足或缺陷在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的路径与战略的分析。比如，无论是福斯特还是奥康纳，其实都很难说有着明确的政治变革或转型战略，尽管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性的看法有着明显不同②。

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绝非仅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整理和对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译介述评。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一是以老一代学者为核心的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前者比如中国社科院余谋昌自20世纪7年代末以来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学科议题的开拓性研究，并明确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16]；后者比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长期以来从事的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经济学”的研究，他早在1989年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就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统一”[17]。应该说，这些老一辈学者研究上的最大方法论特点是，他们并未或很少经过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中介的“熏染”或“矫正”，因而往往有着更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绝非只是缺乏批判性的负面意义上)。

二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规约意义的讨论。十分吊诡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与政治这一在当代中国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具理论挑战潜能的议题领域。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写入“十八大”工作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前缀被严重虚化或遮蔽的事实。这其中的一个核心性问题，是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国内外资本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原则性立场和制度性构设[18]。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核心性概念其实就明确包含着对现代市场经济形式及其资源配置效率的技术性功用的肯定和对社会主义长远目标的政治坚持，而后者的首要任务正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造成的社会不公正与生态破坏的制度性约束或规避。但现实中的情形却是，长期以来对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其政治的非批判性立场甚或无原则推崇，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去魅化乃至污名化，已经合流成为一种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解构或否定性背景与语境。而正是在这种挑战性氛围下，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渐趋活跃的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以发挥一种重新嵌入或再启蒙性的功能—同时在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

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如前文所述，在笔者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简单是一个普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绿色或批判性政治哲学。它所关涉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现代社会如何构建并争取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生态化社会或未来。那么，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哪些函待深入探讨的理论性议题呢?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也许是必须回答或最具挑战性的。

其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绿色变革力度及其潜能。一般性地认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关系调节作用与可能性并无过错，但现实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倡导并引领的生态环境难题应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模式化甚或意识形态化了。其主要理论形态就是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9]。这一理论在较为客观地阐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有利性国内外条件实现局地性生态环境大幅度改善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颇具理论迷惑性甚或欺骗性的政治谜题，即这些国家所依仗的“绿色资本主义”旗帜下的生态现代化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适性。应该承认，它所挑战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关系的基本矛盾性质及其政治变革必然性，还包括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替代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哲学基础。换言之，如果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最终做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难题，如果接受自然生态的资本化/市场化是一种可以不受约束的普遍性应对思路，那么，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替代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建的理论前提将会坍塌或陷入严重危机。

因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欧美“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政策成效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做出科学分析或“脱钩”。其关键在于，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难题应对中的政策工具性层面的切实进展及其效果(尤其是在局地范围或特定议题领域上)，又要通过客观分析这些政策工具在中长期时间内、更大范围上或其他议题领域中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来剥离或“去魅化”其意识形态光环。而这种分析的直接性目标是，从理论上阐明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关系的绿色调整的边际效应递减轨迹或自我否定机理，以及将会随之出现的社会主义政治变革的历史性节点或“拐点”。

其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替代的不彻底性及相应的现实变革难度。必须承认，即便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革命的粗略构想，人类现代社会中迄今所发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自觉替代也并不是彻底的或纯粹的。换言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关系重建，既不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立面的新型物质性社会关系，也不是在一种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体制创新与自我革新的自主性实践。萨拉·萨卡将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如下两点，即世界两极格局下致力于与美国争夺霸权的粗放式经济模式终将触及的“生态极限”和随着执掌政权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固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价值与伦理的失落[19]，前者所损害的是新型社会主义制度所依托的生态自然基础，而后者所侵蚀的是新型社会主义制度所依托的大众观念基础。就当代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虽然使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入实施过程中避免了许多终极价值意义上的拷问，但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我们本应持有的更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并进而加剧了现实中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变化之间的不协调或失衡性。

上述事实所表明的，在笔者看来，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生存只能借助于一种极端理想化的整体性环境，而是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绿色变革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尤其不能寄希望于僵化与生硬的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比如，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立即消除资本或市场与无原则利用资本或市场都不是应该做出的选择，而对于正确的立场必须有着清醒的政治自觉。因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已反复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与肆意妄为的资本都不会供给或“外溢”出社会主体公众所需要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而有效规约市场和资本及其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力量只能是社会主体公众的政治民主成果。就此而言，必须看到的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民主化调整或重构，理应成为我们改进与矫正目前严重失衡甚或失序的社会自然关系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

其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的“绿色边界”。一般而言，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尊重自然生态资源的价值和承认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元素的固有价值，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或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但肯定不是生态(生命、生物)中心主义的。因为，后者的一个最基本理论观点，就是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元素拥有像人类一样的平等价值主体地位，尽管它也承认自然生态内部(比如生物物种种属之间)和人类社群内部(比如代际之间)的价值主体地位存在着一种位阶差异。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有效规避了与人类作为地球上思维和实践唯一主体这一事实(至少是在清晰与完整性的意义上)相冲突的难题。不仅如此，将生态保护意识、责任与行动明确归结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也更符合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上不断凸显的“人类世”特征。但无论从其历时性发展还是其可能达致的界限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都一直面临着如何界定“生态学”或“生态思想”意涵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在理论上更接近于或立足于现代生态学，在实践中培育千万社会主义“生态新人”。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乔尔·科威尔对自然生态价值的探讨具有一种开拓性意义[20]。这倒不是因为，他也许是偶然提及的“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标志着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趋近生态中心主义或“深生态学”话语的新边界，而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或复活)了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意涵及其现实政治前景的讨论③，可谓意境深远。相比之下，以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等为代表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或生态哲学的强调，以及对近代机械论哲学的批评，都更可能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内核—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本身的一种集体大众性抗拒与反叛—的一种偏离而不是超越。

注释：

①需要强调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这种基于双重关系视角的分析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分析并不完全对应，但也不存在矛盾。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他们要回答的核心性问题是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可理解性或规律性，而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及其经济基础关系的不断演进是最终决定性的力量。相比之下，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多侧重于对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这两个层面本身及其辩证（实践）互动性的分析，尤其是更明确承认社会自然关系作为一种自然生态关系而不只是物质生产关系对社会关系的现实制约性影响。

②这方面值得关注的一个例子，是近几年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当然不限于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以及他们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而是至少应包括小约翰·柯布的代表性著述。而仅从《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篇章结构来看，虽然明显呈现一个“现实资本主义批判”“现代马克思主义反思”和“有机马克思主义阐发”的渐次递进架构，但却很难说“它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得更远”“它有望为关于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激烈争论奠定基础”（小约翰·柯布评语）——尤其是在提供一种系统性政治哲学的意义上。

③作为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就曾提到过“自然主体”概念，其目的就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确立自然生态的价值主体地位。在马尔库塞看来，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观点，人与自然界是互为主体，或者说，自然是一个“活的对象”、一种有“主体性”的客体。他认为，一旦承认自然界的这种“主体—客体”地位，我们就必然会把自然的解放视为人的解放的手段。这是因为，自然的解放除了可以使它成为享乐的工具、推动社会的变革，还可以促进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可以培养人的新的感受力。参见郇庆治.从批判理论到生态马克思主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3):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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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20] 乔尔·科威尔.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J].郎廷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10):14-21.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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